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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“中国梵高”回到大芬村

作者:admin      来源:admin      发布时间:2022-10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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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来源@视觉中国

文|显微故事,作者 | 杨佳,编辑 | 常新

2016年,一部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在海外播出后,除了斩获许多大奖,也让大家窥探了仿制画制作的一角以及大芬的“神话”。

初中毕业学历的赵小勇,通过流水线,成为了中国最懂梵高的男人,被称为“中国梵高”,月入数万元。

大芬村位于深圳布吉街道,是一个占地仅0.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。鼎盛的时期,世界油画七成来自中国,中国油画八成来自大芬村,每年产出500万副油画。

仿制画的烙印,给大芬带来了流量,也带来了困扰,原创和仿制的两股力量拉扯下,很难有人说清楚大芬未来在何方。

本期显微故事将聚焦大芬转型过程中,仿制画工赵小勇,以及原创画家古北的经历,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在产业转型大环境下的沉浮。

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:

“中国梵高”,不会画画了

2021年春,我走进赵小勇的店铺,那时距离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上映已过去5年。

赵小勇的店铺里依然到处是《中国梵高》的元素,吊顶上贴着《中国梵高》的海报,海报里赵小勇光着膀子在破旧的环境里举着梵高的画。

图 | 赵小勇的工作室

进门左手边,摆了一排裱装好的梵高仿制画,“都是老婆和小舅子画的”,赵小勇站在一边强调,他指了指右边,“这些才是我画的”。

右边的画题材中依旧有梵高的元素,但不再是仿制,赵小勇解释,“这些都是原创”,接着他强调,“我现在不怎么做仿制画了,原创为主”。

图 | 赵小勇原创作品

减少模仿研究原创,这件事情是赵小勇成为《中国梵高》纪录片主角之前,他就一直在琢磨的事情。

赵小勇是深圳大芬村最贵的画工之一。他先后临摹了10多年的梵高作品,数量多达十万幅,是梵高本人的百倍,甚至可以在28分钟就能临摹出《向日葵》。

在成为纪录片主角之前,赵小勇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他的作品畅销到荷兰美术馆吧,成为那边最好卖的仿制品,几乎每个从美术馆参观完的人都会买一张带走。

靠仿制画的手艺,初中毕业的赵小勇在深圳买了房;甚至还开发了一条仿制画流水线,“没有绘画基础的人,过来学三个月,就能出去画名画赚钱”。

赵小勇第一个徒弟是自己的老婆,经过赵小勇的培训后,妻子画的《向日葵》被画商收走。

他最得意弟子是自己的小舅子,亚美am8平台,小舅子初中毕业、没有绘画背景,通过赵小勇的培训后,专画梵高的《咖啡厅》,最终在深圳拼下了两套房。

图 | 赵小勇墙上这些仿制画,出自非科班出生的画工手中

对于没有学历,当过工人的赵小勇来说,靠画养活自己,是最体面的翻盘方式。

2014年,《中国梵高》纪录片开拍,赵小勇也第一次有机会受邀去荷兰探访梵高故里,那个他模仿和追随了一辈子的传奇男人。

在荷兰美术馆,见到真迹的赵小勇发现自己不懂梵高了。他第一次对梵高的作品感到了陌生,“画了十几年梵高,第一次发现这个色彩,自己调的不对;这个笔触,自己对不上。”

从荷兰回来,“中国梵高"赵小勇发现自己不会画画了。

“不一样,一切都不一样。”是赵小勇最直观的感受,在赵小勇最熟悉的《向日葵》真迹前,他发现有一个画角是1号笔,而到了其他的画角是3号笔、4号笔。

这说明梵高在创作的时候不断尝试,也注入了自己的用心——这些是赵小勇在仿制《向日葵》时,从未体会到的心情。

除了作品不一样以外,他还发现了自己作品的“不一样”。在来荷兰前,他以为自己的作品会摆在高端的画廊中售卖,结果发现来自荷兰的老板只是美术馆附近卖纪念品的摊主,赵小勇的仿制作品卷起来摆在铁桶里,卖给从各地而来慕名梵高的人。

巨大的心理落差让赵小勇无法消解。

最大的冲击,发生在美术馆里。当馆内人听闻赵小勇被称为最了解梵高的人、“是中国梵高”的时候,好奇的询问赵小勇,“你的作品是什么?”。

赵小勇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哭了,这个片段被纪录片捕捉,也刻在了赵小勇的心里。

那个瞬间,赵小勇想要有自己的作品。

艰难的原创之路

在大芬,想要有作品,就要成为原创画家。

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大芬社区,核心区域面积约0.4平方公里。这里有有千余家画室、画廊,雇用数千名画工,加之部分拥有个人工作室的原创艺术家,总数至少在万人以上。

图 | 大芬油画村的入口

这里可谓是画匠们内卷的宇宙中心,想要从万人里面脱颖而出,仅仅依靠兴趣和努力还远远不够。

许多初中毕业、从工厂逃离出来的年轻人来到大芬做画工,密密麻麻的画廊遍布大芬,“当画工并不需要天赋,就是个体力活,只需要吃苦就行”,赵小勇说道。

依托大芬完整的产业链,这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两三个月就能出师,开始接仿制画赚钱。

随着更先进的喷绘技术流行,大芬的订单肉眼可见的少了,市场竞争激烈,让赵小勇感觉到焦虑。

另一方面,画工按件收费,却在整个仿制画的产业中,拿着最低廉的工资,住在城中村的老房子里、关在昏暗的房间里、伴着油漆日复一日临摹相同的画,活在名家背后,不知道未来在何方。

图 | 大芬街边随处可见“名画”

赵小勇虽奋斗成为大芬最贵的画工,也没能逃脱流水线上的生活。他明白,哪怕他“中国梵高”声名在外,大家也是冲着“梵高”来的,偌大的大芬还将有“中国莫奈”、“中国塞尚”。

从荷兰回来后,赵小勇决定摘掉自己身上的标签,走一条大芬许多画工走过、但没有成功的路:从画工,转型成为画家。

“画工和画家”虽一字之差,在大芬却是两个不同的阵营。

画工从事的是仿制画制作,负责将名画手绘在画纸上,按照临摹质量和张数计费,活在名画阴影之下,但是收入稳定;画家主要从事原创,按照作品收费,或许一朝成名,也或岌岌无名。

“画工成为画家,几乎不可能”,画家古北说,古北高中开始学美术,科班出身,办过展览,来大芬已经10年。

古北在大芬沿街的铺面开了一间画室,兜售自己的原创作品,也开班教学绘画技巧——每年都有许多画工报名学习原创绘画,但他们深受仿制画的影响,提笔的一刻就开始带着深深流水线的痕迹。

这也是从未接受过专业绘画训练的赵小勇面临的难题——坐在大芬的画室里,他一提笔,满脑子就是梵高的作品,一落笔,就会带着梵高的影子。

最终赵小勇接受朋友的建议,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——湖南老家,开始临摹创作,他从大芬回到老家,在村口架起了画板,尝试原创,去掉模仿梵高20年带来的肌肉记忆。

市场是残酷又真实的。赵小勇三言两语的描述了自己逃离大芬后的境遇——2016年他去往宁波,并在那里和人合伙开了一间画廊,专做原创,但事业并不顺利,“市场上没人愿意购买不出名的画家画的原创”。

2017年,《中国梵高》纪录片在国内获许多奖项并在社交媒体上流传,许多人慕名去往赵小勇在大芬的工作室探访。

一边是冷淡的原创市场, 一边是来自大芬的机会,这一次,赵小勇终于重新下定了决心:回到大芬。

图 | 大芬美术馆里眺望大芬村

只是这次,赵小勇决定不再避开“梵高”,他将大芬的工作室贴满了《中国梵高》的元素,也将梵高引入自己的作品里,“梵高给了我第一次机会,还会给我第二次。”

摇摆的原创人

赵小勇的艰难转型,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原创在大芬,乃至市场上的困境。

“原创很难,有时候我都想跟里面的学做仿制画了”,古北自嘲地说到。

古北喜欢用“外面”和“里面”来代称画家和画工——在大芬村“外面”能被太阳照射的沿街街道,多是画家在经营,画家从中汲取灵感,而阳光照不到不到的“里面”多是到仿制画的工厂,化工们在流水线上作业,不需要见阳光。

图 | 藏在大芬村深处的仿制画工作室

古北的自嘲不无道理。

2004年,大芬村成为首届中国文博会唯一的分会场,被文化部命名为“文化产业示范单位”后,大芬村名声大噪,许多美术学院科班出生的画家来到这里创作。

大芬凭借着低廉的租金和产业链,成为了深圳著名地标,和北京789文化基地形成了一南一北的局面。

然而,产业聚集没有改变原创画是个小众市场的事实。

同仿制画来了订单再开始制作不一样,原创画家是先要有作品之后才能售卖,价格往往和作者的名气及销售渠道相关。为了增加“名气”,许多原创画家不得不去参加展览、或者去花费大量时间绘制一些场面绝伦、但是缺乏商业价值的东西。

图 | 大芬村的原创画室

“没有名气,就很难持续做下去,”古北朝“外面”的街道指了指,“你去看看,哪一家原创的店里面,没挂几幅获奖的作品?”

但光有名气也不够。原创画不能量产,一幅原创画作产出的主题和时间都不确定,制作完成之后还要等待有缘人收购。

艺术和生存,是所有生活在大芬的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

为了让收购容易,艺术家们也不得不去迎合市场,琢磨大众喜欢的东西,但答案总是指向世界名画——依旧逃不过名气,于是许多没有名气、科班出生的画家开始从事仿制画。

在大芬,仿制画比原创赚钱,是一个不争事实,画工比画家有钱,是另一个事实。古北心里有落差,这种落差在《中国梵高》火了以后更大了。

可现实不给古北和仿制画划分的机会。

《中国梵高》播出后,大芬坐拥“油画第一村’,大量来探寻仿制画的游客走进古北的店里,点名询问仿制画,古北说自己是作原创的之后,对方‘哇”的表示惊奇,随后离开店铺去隔壁买了一张仿制作品。

在外人看来,古北们和画工们都是大芬不可分隔的一部分,是大芬油画产业链的一个环节。

图 | 大芬村里密密麻麻的店铺,背后是激烈的竞争

迫于生计,古北不得不接“仿制画”补贴生活,唯一不同的是,他不仿名画,即对方发来照片后,他原封不动的画出来,按照平米收费。最多的时候,他三五天画一张,收来的钱用以补贴画室的支出。

但每次画完这些画,古北都小心翼翼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,并再三嘱咐朋友,“不要告诉别人是自己画的”。

他也自始至终没将这副“昂贵”的作品展现在自己朋友圈里,他极力的隐藏自己与大芬的关系,“害怕同行嘲笑,觉得自己是个做仿制画的”。

画家和画工的冲突,在大芬订单减少、疫情之后更加白热化。

为了补贴画室支出,大芬许多做仿制画的店铺开始主打“30分钟名画”体验,即在店铺外支起画板,游客花上几十元钱就能体验画出世界名画的乐趣;而画家们则在店铺外打广告招收高考生,或者让游客体会作画的乐趣。

图 | 在大芬花上30分钟,可以体验一次名画创作

抢夺客人成了双方新的角斗场,画工和画家的身份也没那么泾渭分明,或者说,在大芬阵痛转型期里,身份没那么重要了。

唯一不同的是,作为原创的画家,古北更轻松喜悦一些,他看着村头的大芬美术馆,里面正在举办原创展览,“你看,起码现在原创是大芬的方向了”。

古北在等,等到大芬脱掉“仿制村"的标签。

 

后记

如今的大芬已经成为了深圳文化地标,在大芬美术馆也会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原创画家参与展览。

产业升级在这里缓慢进行着,这也是属于深圳转型的故事,在轰轰烈烈的大背景下,每一个草根都在努力寻找方向。

图 | 大芬美术馆一角,展览了许多原创作品

赵小勇依旧没有摆脱“中国梵高”的称号,不过有一件让他特别开心的事情——大芬美术馆收录了他的一幅原创自作品,和其他原创学院派画家的摆在一起。

许多参观者看了之后,觉得没有科班背景的赵小勇,笔触更具有张力。

赵小勇反问,“不用学院派的理论创作,是不是也是一种原创?”

在他看来,大芬的成长,是因为一个模式的创新,如今大芬的转型,也将更加多元化。

古北依旧不愿意在一些作品上署名,但他不避讳自己在大芬了。在他看来,“没有一个地方比大芬、比深圳更包容了”。

在等待大芬转型的过程中,所有人都殊途同归,奔赴在原创的道路上。